第三十二章：西安事变

    第一次是杜月笙在南京的吗－啡生意败露，戴笠有意放他一马，保住了杜月笙在社会上的绅士名誉。

    第二次是本年度杜月笙的门徒徐樊昌，因暗中与官僚勾结，大做棉纱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一下子赚了几十万银元。不过，他这样做的后果却使城内不少中小商人倾家荡产，逃的逃，自杀的自杀，一时间弄得无数完好的家庭家破人亡，于是民众愤怒，舆论哗然，引起了商界、政界的轩然大波。

    蒋介石得知后，立即命令戴笠严办徐樊昌。戴笠得令，有意把这案子交给杜月笙的另一个徒弟王兆槐执行。王兆槐当时正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王奉命后，先去密告杜月笙，这是杜月笙定下来的规矩，凡是他的门徒，只要听到有关与帮会有关的情报，都密报，否则便是欺师灭祖之罪，将受到惩罚。

    徐樊昌得知后，吓得屁滚尿流，只好求助他的师傅杜月笙。

    杜月笙亲自出马找戴笠商量，请他代为帮忙，给徐樊昌一条生路。其实戴笠早知杜月笙会求他，并想好了对策。他告诉杜月笙，回去后要徐樊昌先拿一部分钱买几架飞机捐给宋美龄主持的航空委员会，让夫人在暗中替徐在蒋介石面前说情，替杜月笙、徐樊昌铺好路。最后，蒋介石把这个案子交给了戴笠，戴笠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送给杜月笙一个天大的人情。

    两次帮助，戴笠分文不取，杜月笙万分感谢，一直无机会报答，做为江湖中大哥大的杜月笙一生把持不欠朋友人情的做人准则，对戴笠的再次援手耿耿于怀。

    这次戴笠按毛人凤的提议找到杜月笙。杜欣然同意，并解囊捐出5000支快慢手枪，支持组建特务武装。

    特务武装组织有关部署已经开始实施，这时候，戴笠感到缺乏一些既懂军事，又懂特工的双料人材。就在这时候，有一位名叫陈旭的军人来访。

    这陈旭原是东北讲武堂第四期炮兵科毕业，后由张学良送往日本炮兵学校（注释：1908年春，年少的蒋介石曾东渡日本而进入了东京振武学校，被编入炮兵班；1910年冬，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毕业遂按惯例被派赴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留学深造，回国后曾担任过炮兵教练、炮兵团长，并在东北军举行步、炮、工、空军立体演习时，当过总指挥王以哲的助手，有很强的组织与计划才能。戴笠很高兴，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材。

    在录用之前，戴笠找毛人凤、沈醉等人一起来到办公室，戴笠问陈旭道：“自从张学良被囚禁以后东北军已基本解体，你是否愿意到我这里工作？”

    陈旭连忙做揖道：“陈某人正是这个意思，因担心不予收留，所以不好开口。戴老板既然愿意收留，在下感激不尽，今后一定努力工作！”陈旭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陈旭走后，戴笠令叶、赵两女特务关上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然后示意毛人凤、沈醉进入密室如此这般商量。。。。。。

    人说少帅张学良之父－－张作霖专列当年从燕京返回沈阳途中是被日本人埋设的炸弹而不治身亡－－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向沈阳城攻击，“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日军攻城20座，略地千余里，直至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中。

    应该说，蒋介石对日本人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早已洞悉，但他此时的注意力仍然放在巩固南京中央政权。为此，他要不断地面对地方军阀虎视眈眈的挑战，更要不遗余力地“围剿”红军，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他对日军在东北军事行动的反应和政策的选择。

    既然无力应付日军的入侵，似乎是只能实行“不抵抗政策”，无力收复失地，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力量的斡旋。而此时的日本正是看透了蒋介石的**本质和地方军阀的掣肘，又发现了英美等国疲于应付世界经济危机而无力顾及，才敢无所顾忌地发动九一八事变。

    当时接替父位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曾说：“在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而日本方面则不断给张学良施加压力，并且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制造战争借口－－后终于演变成全面侵华战争。。。。。。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陕甘不久，奉蒋之令张、杨分率东北军、十七路军曾前去攻打陕甘的红军；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上午9时，各界在洛阳西宫军校广寒宫为蒋祝寿。。。。。。

    此庆祝活动一结束，张学良和阎锡山就去拜见蒋介石，希望能够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立即抗日。

    然而蒋介石态度坚决，非要消灭“**”以永绝后患，并对工人进行了训斥。

    张学良、阎锡山只得沮丧地退出。

    次日张学良就离开洛阳返回西安。

    蒋介石在洛阳的一个多月里，调兵遣将，部署一场大规模的“剿共”内战，他把解决两广事件的嫡系和精锐之师约30个师的兵力北调，集结在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的郑州－－灵宝段，伺机开入陕甘；同时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机场，将用麦、棉借款在美国购买100架新式战斗机、轰炸机都部署在西安、兰州机场。

    另外，他又马不停蹄地偕夫人宋美龄飞太原、飞济南、飞绥远，先后会见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安抚和策动非嫡系势力，集中力量，紧密配合，共同“剿共”。

    同时，蒋介石大肆镇压全国日益高涨的爱国运动。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上海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

    对此，张学良十分气愤，立即飞往洛阳，劝蒋释放七君子，并递交了请战书。然而张学良，在几次向蒋诤谏均遭拒绝和痛斥，心情沮丧。

    回到西安他向杨虎城袒露心迹，两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商量最后解决的办法。

    最后杨虎城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打算，令张学良大吃一惊。

    蒋介石在洛阳经过一个多月的部署后，于12月4日身着戎装，带领大批高级将领从洛阳乘专车，再次来到西安，驻临潼华清池，下榻于五间厅。

    蒋介石到达西安后，立即着手实施新的“剿共”计划。鉴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致不愿“剿共”的状况，蒋决定让蒋鼎文、卫立煌代替张、杨。

    若张、杨服从中央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前线，则要在中央军监视下“进剿”红军；如张、杨不愿“剿共”，就把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把陕甘让给中央军。显然，这两种办法都是逼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走向绝路，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亦前去劝谏，都被拒绝。

    二人商量决定了抗日救国，应立即采取行动，实行兵谏。

    因此，张、杨二人开始小心谨慎地调兵遣将。张学良决定让自己的心腹总部卫队一营和二营去捉蒋。为了稳妥起见，他又将在固原的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伍调回，和己在西安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一同参加捉蒋。

    张学良一再强调：“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把委员长平安带回城里，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委员长一定要活着带到。”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谋划如何整治张学良。12月9日，蒋介石给邵子力写了一封密信，要他通知《大公报》，发表撤换张杨的秘密指示。

    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了一个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参加的重要军事会议，最后确定了“剿共”的计划，解除张、杨的职务，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充当“剿共”主力，定于12日颁布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令。

    蒋介石的军事活动使张杨发生疑惧，他们感到蒋介石对他们已不信任，不重视他们了。尤其是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政治矛盾已公开化，最后摊牌的时间已迫在眉睫。

    12月11日，张学良仍不动声色，一切如常，白天他来到华清池见蒋。蒋介石照常召见、安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申斥办事不力的人，按他的原计划，12月12日他将离开西安回南京。

    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举行一个告别宴会，张学良参加宴会，并始终陪伴在蒋身旁。晚宴结束后，张学良亲自开车送几位军政大员赶往新城大楼，参加以他和杨虎城名义举行的招待会。

    新城宴会在晚10点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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