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这个班长他不是个普通的小学校长,人家也是受苦人家出身,后来被日本鬼子抓了国兵。找机会杀了一个日本少佐跑了回来,隐姓埋名当了小学校长。人家曾救过咱们一个连长,日本鬼子倒台后他自己拿钱组织人办了小学当上了校长。我不是小看大家,你们谁行?打起仗来都是好汉,可是见着钱就眼红,想方设法往家里捎,谁拿出钱给别人办过好事?大家有什么不服气的?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服从领导,别怪我不客气!别觉得多穿了几年军装就了不起,杀过几个日本鬼子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王班长还杀过日本少佐呢,你们谁杀过?”
沈队长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都没吱声。关于我被胡子抓过的事他只字没提,当时我寻思可能是为了避免副作用吧。
沈队长第二天走的时候对我说:“咱这些个老八路啊,都是大老粗,心直口快好处,长了你就知道了。另外呀,这里是大山沟子,老百姓不懂啥,你得多留点心眼,有困难你只管说,人手不够我再给你调几个人来。”
“先干干看吧,实在不行再说。”
送走了沈队长后回到班里,看样子同志们的态度有所转变,有好几个主动跟我打招呼。
晚间睡觉的时候,我和同志们闲唠了起来。当大家知道我的详细历史后,都感慨地说:“这关里关外的穷人都一样,为了这张嘴啥罪都受过,咱穷人家家都有一本苦难的经。”
副班长刘庆林跟我最热乎。他家在山东梁山县住,是一九四四年参军的。原来也是个小学教员,可能是这层关系吧,他第一个先接近我。
那天晚上在被窝里他问我:“王班长,我当过教员,你当过校长。我有几个问题想不通,你知道不?”
“什么问题呀?”
“你说这东北被日本人占了十四年,关内抗战八年,好不容易把小日本打跑了,俺想该消停消停,该回家找个学校当个教员了。可是上边告诉我们来好事了,咱们部队上东北去接受。东北那块可富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洋涝老啦,谁去谁!东北这块富咱知道,俺那屯的人一过不下去了就往东北跑。可这战事刚消停,谁不想回家享享福?俺出关那阵哪,人跑老了,有的部队成班地跑。俺没跑,就想到东北看看啥样,咱也捡点洋涝。上边说苏联老大哥好啊,可人家根本不理咱们那个茬。你说这是为什么?”
“庆林哪,这些问题那是政治上的大事,不是咱们小人物能理解得了的,你问我也是白搭。”
“那倒也是,还有一个事我老琢磨不透,你说东北这块的老百姓咋这么落后?俺那块的老百姓,咱队伍一露面屯里的人就敲锣打鼓出来欢迎。东北这块的老百姓,一见着就跑,咱这工作队到上营已经快一个月了,到哪屯净扑空,这工作能有啥成绩呀?都快急死俺了!”
“咱这老百姓,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八路军,老百姓的心目中兵匪一家都不是好东西,慢慢就好了。”
“还有一个事我不明白,你说咱这工作队主要任务之一是打土豪、征军粮。这征军粮倒行,部队这些人得吃饭哪,可我想不通的是这打土豪,人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的,咱没钱是咱没能耐,这不是有点不讲理吗?”
“这事我也说不明白,上边叫干啥咱就干啥呗!”
刘庆林还想问什么,铺那边一个叫杜纪刚的说了:“哪有这些个废话,还叫人睡觉不?”
刘庆林听后一伸舌头:“这家伙最犟!”
这个杜纪刚是个标准的山东大汉,一米八几的大个,长得膀大腰圆,是班里的机枪手。开始的时候,他最不服我,一整就说:“王班长咱俩摔一跤?”再不就说,“我这机枪可跟我立老功劳啦,小日本子那时,我的机枪一响小鬼子象高粱个子(成捆的高粱)似的往下倒。”碰到这种情况我都是一笑了之。
过了几天,他又散出风说:“王班长有啥呀,单巴细两的,他说他打死过日本少佐,俺还说俺打死过日本大佐呢,谁知道?”我心想啊,你也不用这样小看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着看,我非叫你服气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