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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本占领期间华巫矛盾的激化（第3页）

（PenahAir），也被一些更为激进的人士用来谋求独立目的。

显然，这一运动所代表的马来族群意识还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它并不局限于马来亚或者后来的马来西亚，而是一种泛马来人的族群意识。

马来人自己也于1888年在柔佛和新加坡创办了一个协会“语言学知识学习与教育学会”

（PakatanBelajarahuanBahasa），其任务之一是寻找与有关政府管理方面的英语词汇相关的马来语词。

1924年，泛马来亚的文学协会“学习促进会”

（PersekutuanKeahuan）成立，其目的是统一马来语拼写并开创当代马来文学。

1926年，由于操马来语穆斯林内部（马来人同马来化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之间）出现分化，导致第一个马来人政治组织的形成，这就是“新加坡马来同盟”

（KesatuanyuSingapura）。

就在20世纪上半叶，马来统治阶层中逐渐分化出了一批英语教育出身的官僚人士，他们“享有传统的政治地位和魅力以及现代教育双重优势，在殖民时代结束前在各州行政以及马来联邦民政部门中均有其代表”

。

这些人系政府官员或职员出身，熟悉殖民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与英国殖民统治关系密切，且是这一统治的受益者，尤其对华人所拥有较强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权益要求有全面的了解，所以，由他们在30年代创建并领导的各州马来人协会，一开始就以不反对殖民统治，而针对所谓华人等移民族群的“威胁”

以巩固马来人特权为主要目标，如1938年成立的“马来人公会”

（Persatuanyu），其后在吉隆坡创建的“雪兰莪马来人公会”

（Persatuanngor）就公开主张禁止移民，但印尼人不包括在内。

在这些人士及其组织的推动下，还召开过两次泛马来亚大会（1939年和1940年），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共同推进马来人进步事业。

以此，“明显地展示了这一战前仅有的大规模运动雨后春笋般的发展特征，而这正是其具有相当可观的马来人基础使然的。

作为沙文主义的，或种族主义的，而不是政治民族主义的组织，这些协会表达了对以各州为基础的马来传统的完全忠诚，以及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同等的热情，以此在当时定居于马来亚的外国人的贪婪要求下来保护马来人的利益。

我们毫不怀疑，马来协会运动及其领导人已经预见到了那样一个时代，不管其多久才能来临，那时，马来人会提出从英国统治下‘民族’独立的要求，他们亦渴望为此而努力工作。”

的确，正是由于这一运动及其领导人倾向英国殖民统治的态度，在日本占领期间自然无法得到支持而继续发展，但是，二战后以马来人为首的马来亚国家独立运动却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所以，它所代表的可以看做是正在觉醒的马来亚的马来人族群意识。

无论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面对其人口迅速增长的以华人为主的外来移民的威胁，马来统治上层及其知识分子的族群意识亦在不断加强，他们要求英国殖民当局下放政治权利，给予马来人以保留地和参政的特权地位，限制外来移民（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移民，而不包括甚至鼓励印尼移民）的到来，其激进派甚至强烈反对殖民统治，要求独立，并推动建立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联盟等，并为此而组织各类协会，倡导民族和宗教改革，所以这些，尽管在马来人内部因其复杂的利益关系而未形成统一共识，至于泛马来亚发展的时代亦未真正到来，但是，却昭示着马来族群这时正在从封建蒙昧状态下进入现代自觉发展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也就是在这时，关于“马来人”

的定义，亦被提出来成为探讨的主题。

如1939年和1940年召开的各州马来协会的泛马来亚（亦包括砂拉越和文莱）大会所发动的“马来血统纯洁运动”

，就已“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

1940年10月，《现代之光》（Theht）在一封题为“马来人是谁？”

的“致马来统治者、首领和议员的公开信”

中就讲道：“根据这一运动，马来人是指其男系双亲为这个马来半岛或马来群岛任何相邻岛屿上的土著（这样便排除了其父系为印度和阿拉伯裔的人，而如非穆斯林的爪哇人或巴厘人则包括在内）。”

并继续讲道：“也许，在新加坡对于马来人和阿拉伯与印裔人有所误解，这是出于商业上的敌对或其他个人原因；但发生这些误解的人却无权向任何人灌输他们‘仇恨的说教’以反对他们自己的敌人，更不用说反对那些马来州的人了。”

这反映了关于“马来人”

定义讨论的背景，即马来亚本土的马来人与马来化的阿拉伯和印度人之间的矛盾，后者主要分布于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和槟城，且一般都属于较富裕阶层。

无论如何，这一问题更直接地反映了马来人的族群意识的确是正在加强。

三、日本占领期间华人本土意识的形成就一般情况而非个别情况而言，华人在历史上向包括今马来西亚在内的“南洋”

地区移民，从一开始就注定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当他们深深地融人当地现代经济建设并为之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后，这块浸透着他们无数血汗的土地自然成了他们落地生根的栖身之地，所以，就马来西亚华人而言，他们或迟或早地生发出一种本土意识，乃是势所必然，也是理所当然的。

只不过广大移民对中国这个他们曾经的祖国的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怀是难以轻言放弃的，而且，在以商品贸易为主的时代，商人的漂泊生活，还不足以令他们在异土他乡长久地扎下根来（不排除个别少量情况），但到了现代商品经济时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需要他们在海外建立永久的基业，并为此而提出在当地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包括政治在内的全面的权利。

所以，笔者认为，正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和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基础的全面奠定，他们的本土意识才逐渐变得强烈起来，只是这一天的来临比较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