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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洪流6（第1页）

76.共产国际为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什么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之后，失去了对整个国际大势，对整个中国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

因为中央红军居于偏远的一隅，通信不发达，经济落后。

在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中，红军在四渡赤水前后，在遵义会议前后，虽然解决了自己独立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但是就战略去向问题，红军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先是遵义会议之后，力图赤化四川；后来赤化四川不行，又力图赤化贵州；后来赤化贵州不行，又力图在川黔滇区，把云南的一部分赤化了，结果也不行。

当时的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辖区徘徊了4个月之久。

赤化四川不可得，赤化贵州不可得，赤化云南的一部分也不可得。

正是由于共产党人的这种战略视野相对狭窄，所以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指导，还是有问题的。

从这一个角度讲，还不能单纯地说，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导全是负面的，一点儿正面的也没有。

这种说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毕竟给了中共一个更大的国际视野，它使中共学会了从一个更大的棋盘上来关注共产党的事业。

从当时来看，中共的事业只是一个小的局部，但是在掌握这个大棋大势的情况下，运筹中国革命，共产国际的指导就极其重要。

即使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比如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获得了前方的军事指挥权，他不出任党的主要领导人。

总书记当时是推张闻天出来担任的，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就在于共产国际接受或者不接受的问题。

因为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任何领导人的变更都是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张闻天出来担任总书记，显然比毛泽东出来担任更容易被共产国际所接受。

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的问题，政治路线可以往后放一放。

首先解决的是军事领导人的问题，政治领导人的问题要调整，但由博古换成了张闻天，这些调整也都是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情绪，考虑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作用，对共产国际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这种关系上，一个很恰当的做法。

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开过了遵义会议，但也知道红军长期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对于战略视野起了很不好的妨碍作用。

所以中共并不乐意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被切断，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当1935年红军渡过金沙江，基本脱离险境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两个人为中共中央代表，携带密码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

之所以有这个决定，是因为对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的情况、惨重的损失了解还不是很多。

陈云和潘汉年到了上海一看，才发现恢复上海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不可能。

后来他们分头到了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

陈云大概是在1935年10月到了苏联，出席了当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会议，成为中共代表团的三个正式代表之一。

那时他才知道，一方面中共中央在找共产国际，急于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在付出极大努力，急于与中共建立联系，因为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所掌握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支部中最有活力、最有成绩的一个团体，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高度关注的。

当然，这个高度关注中有一些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情况并不是非常了解，当时有些正面的，也有些反面的消息传到了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急于想了解，中国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77.共产国际为何急于与中国共产党恢复联系

其实在红军北渡金沙江以前，也就是1935年4月，共产国际已经开始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力图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共产国际为什么这么做呢？这跟在共产国际的“七大”

上，当时的中共代表团介绍中国苏区的情况有莫大的关系。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夸大其词，脱离实际。

在共产国际“七大”

上，王明为了博取台下各国共产党代表的掌声，说苏区占有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5600多万人口，而且中国有50万红军、100万游击队，把这个牛皮吹得很大。

王明、康生那时都在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里，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大吹大擂，当然获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