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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从英雄到叛徒
“我默默地消沉了好几天,可是,几天之后,领导通知让我参加塔城军分区召开的学习毛主席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我非常不愿意参加,因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也不想在大庭广众面前丢人现眼。
可是,我又不能回绝,因为组织需要我来为大家做典型,而我也需要用这种场合来为自己表明身份。
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英雄,不是苏军的战俘。
因为我要参加,大会特地选在了军分区医院大礼堂进行。
当我被两名士兵搀扶着进到会场时,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欢迎同胞回国’的口号如山呼海啸。
此时,珍宝岛边防站长孙玉国与毛主席握手后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场景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用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
我上到了主席台上,按照军分区政治部给我写好的发言稿念了起来。
为了表现我与苏修斗争的英勇行为,‘被俘’一词被改成了绑架。
会场上坐满了从各个单位来的战士,但场下却是十分地安静,战士都伸长着脖子在专注地听我做报告。
当我做完报告,就有人带领全场人愤怒地高喊,‘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
’可是,会后,我就在想,没想到塔城军分区有这么多人,可打仗时他们都去了那里?
之后,我又被各个边防站请去做英雄事迹报告。
开始,我做报告时还是看着稿子,结结巴巴地念着,到后来,我都不用看稿,就能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地进行演讲。
在连续两个来月的巡回报告中,我又再次地找回了那种当英雄的感觉。
本来,在我被俘之后,组织上的阵亡通知书还没有到达我父母的手中时,和我一起当兵的同村人已经把我牺牲的消息写信告诉了我的父母。
很快,全村人都知道我已经为国捐躯了。
我全家悲痛欲绝,我娘哭的死去活来,村里的老婆娘们也跟着在一起都哭过嚎过。
家里人说我1960年没有饿死,1969年却打仗死了,好歹是个烈士,就把我的照片放大挂在家里供村里人平悼了一个多月。
当年部队干部牺牲的抚恤金是补发6个月的工资,再补加一次性抚恤金280元。
这样算下来,干部遗属能领取五六百元的抚恤金。
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是三百元,由当地民政部门发放。
由于塔城与内地路途遥远,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现场参与辩识。
主要是烈士遗体肢体不全,高度腐烂,不宜让家属辨识。
可是,这时候那个同乡战友又来信说我没有死,被苏联人抓走又放回来了。
我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慌了,因为我人没死,可公家给的抚恤金已经花完了,这不是在骗取国家的钱?好在人还活着,钱就不是问题。
所以,我爹当天晚上就乘火车来了新疆。
当时火车只通到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离塔城还有600多公里。
军区竟然出动了直升飞机把我爹从乌鲁木齐接到了塔城军分区。
当我父亲从直升飞机下来时,看着迎接我爹的士兵‘拍’地一立正,毕恭毕敬地给我爹敬礼,把我爹称为‘英雄的父亲’。
这种郑重而有力的行礼只有在战士们见到了重要的首长时才行使的。
这让我感到非常地激动,觉得自己给家人争了大光,觉得过去受的伤和吃的苦都是非常地值得。
10月1日,我又被军分区派去乌鲁木齐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并被安排在军区总医院进行疗养。
那天下午,我刚做完报告,就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袁国孝,你现在是咱们军区的大英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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