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相左者。
在经济上赵昺在促进农业复苏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工商业,并利用科技手段加以促进。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赵昺利用资本的力量来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虽不敢说已经让大宋进入了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但起码已经埋下了种子。
但是蒙元还在为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争论不休,将整个上层社会卷入其中,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而真金上台后,试图实施全面汉化,可他的支持者和主要幕僚皆是那些所谓的传统清流儒者,面对不断变革中的大宋,其思想理念和知识结构,使他们不能对大宋做出理性的判断,导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频频失误。
赵昺以为排出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后,蒙元方面不论是真金、伯颜、李谦、安童及桑哥都是主战的。在失去了江南后,不论是从财政上考量,还是军事上的失败及国家的利益上,蒙元上下都以为这是莫大的耻辱。而其中当然也有明白人,伯颜就知道以现在的能力根本打不过,但是顶不住所有人都主战,而不得不打。
传统的清流儒臣们,他们仰慕的是先朝大贤们,秉承着‘读书砥砺,行严己、恭以待人,上承国恩,下绵世泽’的思想。而他们往往为官清廉、公忠体国,即使对他政治主张持反对态度的人,也难以从这些方面对他提出指摘。所以两派即使有分歧和争斗,在主张上其实是统一的。
不过想法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蒙元方面其实面对的是一个在思想和科技上不断进步的新宋,而非从前那个羸弱的瘸腿残宋。而今伯颜和李谦都成为战败的牺牲品,蒙元的政治方向是转身后退,还是继续前行都是未知数。在国家危亡的历史条件下,旧时士大夫已无法承担起政治变革的主角地位,他们已然被历史的洪流淹没。
前浪被拍在沙滩上,而后浪也不容小觑。赵昺一直觉得在旧体制中训练出来的政治精英,于新学问新知识了解得比较差,但在识人待物方面,还真是有一番门道。据闻李谦临行前举荐李思衍入中书,真金答应了。而双方一见面,本来还惴惴不安于孔孟之道是否真能抵挡坚船利炮的真金,就被其一套韬光养晦,它日再起的言论给镇住了,当下委其为中书省参知政事。
李思衍其人进入赵昺的视线,是在其作为使臣来宋和议。以他所知,以四川换南阳和开封的计划正是出自其手,以割地尽快结束双方的战争。此次阆中事件也正是其来善后的,当然此次他不在是个跑腿儿的,而是以蒙元大汗全权特使的身份主持善后事宜的。
而这次李思衍来宋,首先为汪氏挑衅引发双方大战,破坏和议的行为,承认是己方的错误。但转而就对大宋囚禁铁穆耳和跨界‘刺杀’伯颜的行为表示了愤慨,要求大宋做出解释和赔偿,并处置责任人,给蒙元方面一个交待。
这明显是倒打一耙和无理搅三分的行为,但是赵昺以为李思衍看似愚蠢的行为其实很聪明。铁穆耳本来就是作为蒙元履行和议的人质留在临安的,他们首先破坏协议,拒绝交出西川,袭击大宋军队,囚禁其是理所当然的行为。至于伯颜被杀本来就是无头案,而指证是大宋所为更是无稽之谈,无凭无据的就凭张嘴。
但是李思衍以此为由当众提出来,那就有了另一层意思。他承认事件起因罪在于己,但是你们随后囚禁了我们的皇子,并刺杀了朝廷重臣,那就是你们的错了。如此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在其后的谈判中与大宋处于平等的地位了,既然大家都有错,那就有的商量了。
随后的谈判中,李思衍果然据此力争,提出蒙元让出汉中作为双方交易的榷场,并敦促汪氏退出西川,对大宋对其造成的经济和军队的损失不再追究。而大宋也不得以此为由占据均州等汉江北岸的州县,并追究铁穆耳擅自逃回蒙元的责任。
这个协议谁都看得出对蒙元来说是口惠而实亏,不过却‘迫使’大宋不得不承认了刺杀伯颜,而汉中在名义上还是蒙元的,只是作为榷场让大宋管理而已。但是大宋方面怎么肯背这个锅,惹得众人皆骂其为国贼,汉奸,请求赵昺将其扣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