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过之处,对民众百姓“秋毫无犯”。张煌言每“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
致使出现“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泪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的空前盛况。
而“濒江小艇,载果蓏来贸易者如织”,给义军很大支持与鼓舞。
可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因郑成功率军攻打南京城的失利,而很快急转直下。
正当张煌言收复徽州时,闻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兵败之事,于是“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义)军为守计”,期待有利时机,再作他图。
不久,张煌言又得到郑成功军已放弃瓜洲、镇江等地,而退回海上的消息。
致使张煌言所率义军处于进退维谷、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很快遭致溃败。
此际,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一方面调遣水军切断张煌言义军东退的水路,另一方面又写信向张煌言劝降。
张煌言对招降书“拒不应”,同时,为摆脱困境,又率“余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向江西发展。
当义军船队进抵铜陵时,却与湖广来援的大批清军水师遭遇,与之激战而败退。
最后,张煌言“抚残兵仅数百,退次无为,焚舟登陆”。
又从陆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适逢清军“追骑至,从者尽散”。
张煌言好不容易才突围而出,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
此时张煌言身染疟疾发作,几不能行,但他仍不顾病痛,奋力疾行。
到达休宁后,“得舟下严州”。登岸后,又复行山路,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
历尽千难万险,兵败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区。
此后,他“收集旧部”,准备东山再起。
郑成功得到张煌言生还的消息后,也将自己的部分兵力拨归他统辖,致使义军稍有壮大。
张煌言将义军屯驻长亭乡,“筑塘捍潮,辟田以赡军”需军饷。
同时,张煌言又派遣使者向桂王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
桂王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的同时,又给他“加兵部尚书”的职衔。
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廷议徙海上居民”,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
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
当郑成功率军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时,张煌言不理解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价值,曾写信给郑成功,“移书阻之”。
不久,清军直下云南,终使南明永历政权覆亡。
逢此危急之际,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
另一方面也可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
但郑成功“以台湾方定,不能行”为由,加以拒绝。
于是,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兵”出战。
“十三家兵”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
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