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的《我们的文学应该站在世界的前列》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指出,当前文学界刊物之多,创作之繁荣,理论之活跃,作家队伍之壮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六年前,有的同志不无“青黄不接”的优虑,现在这忧虑完全消除了。这六年中,老中青几代作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不能否认,中青年作家已经成为我国文学界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勤奋写作,作品数量多,反映的生活面广,特别富有生气。他们在思想上、艺术上勇于思考,敢于探索,能够较好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他们中间有的人虽然才刚刚起步,就表现出一股巨大的锐气和潜力。希望在他们的身上。
巴金在开幕词中还说:我们虽然已经取得了大的成就,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新人新作,但是与我们这个处于巨大历史性变化的时代还是不相称的。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优秀作品,我们更需要史诗般的杰作,需要无愧于我们时代的艺术瑰宝,需要与我们民族灿烂的文化、与人类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可以媲美的精品。我们曾经梦寐以求,渴望早日出现当代的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出现中国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这历史的重任就落在我们中国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的肩上。
而在文代会各小组讨论的时候,巴老又说:尊重文学艺术规律,发扬文艺民主,保证创作自由,要写进中国作协新章程里。
会后,巴金更是出人意料地写了一篇《“创作自由”》:“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保证代替不了创作,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还得依靠大量的好作品引路。黄金时代,就是出人、出作品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绝不能用盼望、用等待可以迎接来的。
巴老的系列讲话,深得一些老先生们的赞同。
老前辈、老作家夏衍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祝词,他说:经受了十年浩却,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被打垮,数以千计的青年作家,写出了难以统计的,有不同特色、不同风格的作品,他们勇于探索,善于独立思考,相信八十年代的作家会“青出于蓝”,胜过三十年代、五十年代。
老先生季羡林则说:文学有文学自身的规律,文学有文学的大道理,要坚守文学的品质。作家是社会的观察者,永远要观察这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步伐和身影,永远要叙述这个社会的伦理和生活,更要真实地面对现实和自己的内心,尽一个从事作家职业的中国人在这个大时代里的责任和活着的意义。
随着老先生们谈论各自对于文学的看法,很多人开始都进行了思考和反思。
会议当晚,参会人员所住的京西宾馆灯火通明,很多代表都聚在一起讨论着白天的议题。
有人提起了戈文的《生活在别处》,巴老没有丝毫顾虑的这样说道:戈文以超乎寻常的勇气突破了长期以来被禁锢的艺术禁区,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树起了一块新的文学里程的艺术丰碑。
季羡林老先生则说:《生活在别处》20年后将大放光彩。
中年作家马原也称赞道:现在我们见到的小说,会有哪本书让孙子重孙子们有兴趣读呢?也许有十本、一百本,也许只有两三本。但我有把握,其中有一本是《生活在别处》。我深信不疑,这是一本卓越的书,而且好读,可读,必定付诸后世。
文代会一结束,巴老就坐飞机返回了上海。
戈文送别巴老的那一刻,老人默默无言的注视着戈文看了良久。
然后才有些自嘲般的说道:“文代会开完了,有人说这次文代会的意义十分重大,说我这次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希望……其实我讲的无非是多年前的‘双百方针’罢了。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哪里来的‘齐放’和‘争鸣’……”
“过几天,中国文联会组织一个交流团到香港做文化交流,本来是要我带队的,不过我身体不好就推了,我已经和香港交流团的团长艾青打过招呼了,这次你就代我去吧。”
“巴老……”戈文的声音哽咽了。
“我能做的就是这么多,你好自为之吧!你要学会忍耐,还有记得不要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
“我……我知道!”
泪眼模糊中,戈文目送巴老进了登机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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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麻烦,关于《生活在别处》的情节就到此为止。下一章会开始新的情节,香港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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