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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上吊自杀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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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兴旺住的七号单身楼,是苏联当年援建的筒子楼。三到五层住着女单身,一二楼住着老职工。

    这些老职工,多数已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解放后,他们从河南和陕西的农村被招工进厂,成为这家军工厂的产业工人。父母妻儿,多在乡下。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在同一个车间,甚至在同一台机器前,一年又一年,重复着同样的劳动。

    企业效益差,经常拖欠工资,即便这样的工资好多年都不长,也仅仅只能维持日常生活,他们却很少有人愿意离开企业,去别的地方谋生,或者从事别的工作。

    “其它啥也干不了,我只会干这个。”这是他们常说的一句话。

    一旦工厂裁员,下岗再所难免。节俭,似乎成了延续生活的唯一方式。父母,妻儿,在遥远的乡下也以同样的方式,等着他们退休回家,顺顺利利地熬到退休,拿到退休金,成为他们对未来生活最美的期待。

    他们总会说,等我退休了,我要怎么怎么样?为了远方的亲人,为了美好的退休生活,他们像一只只老牛一样,默默地耕耘,默默地等待。他们极节俭,即便一个人,也会自己做饭,几乎从不去厂里的餐厅,或者到外面下馆子。他们对自己用血汗换来的每一分钱都极为重视。

    一下班,这楼道里便热闹起来,炒菜声不绝于耳,烟熏火燎的气息,常令人无法呼吸,但喷香的味道,也令人垂涎三尺。

    一楼还有几户职工家属。这是唯一男女混住的单身楼。张老师和她新婚的妻子小丽就住在邵兴旺的对面。

    邵兴旺住在一楼,宿舍挨着楼梯,楼梯又挨着公厕和水房。这里阴暗、潮湿,霉味和尿骚味充盈其间,走进去,你会不自觉地想起贫民窟这个词。

    每到半夜,趿着拖鞋上厕所的脚步声会吵醒邵兴旺。先是一楼的某个宿舍门被拉开,接着是拖鞋急切地拍打楼道和楼梯的声音。

    面对满地的尿水和刺鼻的味道,有人总站在厕所门口方便,之后,再打一个哆嗦,又急又切地小跑回宿舍。

    只要不是大雪纷纷的寒冬,邵兴旺宁可多走三百米到对面的男单身宿舍,也不愿到7号楼二层上厕所。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永远覆盖着尿水混合物,需要他踮起脚尖。上完厕所,他会把里面浓烈的氨气味带到楼道,带回宿舍。霉味、尿骚味、水房里洗衣粉的味道,顽强地驻扎在里面,怎么赶也赶不走。

    邵兴旺在这间宿舍住了半年后,一位厂里的老职工悄悄告诉他:“这间屋子,全厂就你和你们学校的张老师敢住!

    邵兴旺问:“咋啦?”

    老职工讲:“这屋子一年前死过人,咱们厂的厂花,在你住的屋子里上吊自杀了。后来房管所,把这屋子重新粉刷了一下。在你来之前,没一个人敢住进去,甚至走到门口,都不敢朝里看。”

    “怪不得门框上的玻璃,都用报纸糊着。”邵兴旺说。

    “这个上吊的女人,是厂里的一朵花,人长得非常俊,她在车间上班,用微薄的工资,供自己的男人上研究生,上博士,最后她男人去了美国,看上了别的女人,和她离婚了。那男人是当今陈世美。这女人也要强,想不开,就直接上吊了。死的时候,穿着红裙子。是我把她从绳上取下来的,脸都变紫了,舌头也吐出来,吓人得很。你看,绳子当时就挂在吊扇的那个U型铁环上。”老职工讲。

    “怪不得我的房子没有吊扇,我还以为被对门的张老师拆下来装到了自己的房间呢。”邵兴旺说。

    “他妈的!那个管宿舍的就是个坏(方言,坏在这里读平声hā)锤子,欺负你们这些刚进厂的学生娃!”这位跟邵兴旺有一面之缘的老职工,当着邵兴旺的面,狠狠地骂着那个管宿舍的常主任。

    “张老师怎么也不知道?”邵兴旺疑惑地问。

    “张老师知道个屁!他和你一样,刚来的。你是大学毕业分来的。他是从外县一所乡下的学校调来的。”老职工说。

    邵兴旺不知道这个姓孙的老男人,为什么非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是闲得无聊,与他说说闲话呢?还是为了在他面前证明,那个房管所的常主任,不是个东西呢?

    邵兴旺不得而知,但听完关于这间宿舍的故事,反而很平静,觉得没什么。邵兴旺是布尔什维克,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入了党,也是一名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也不在乎,别人两人一间宿舍,他刚好一人住个单间。读书备课需要安静,没人打扰,他觉得潇洒自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饭照样吃得饱,觉照旧睡得香。

    知道这屋子死过人的那些老职工,都佩服邵兴旺的勇气和胆量,他也常听别人骂管宿舍的那个秃顶的常主任,不是个东西,是个坏(方言,坏在这里读平声hā)锤子。

    邵兴旺想,这些骂他的人是不是都受过他的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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